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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定制度、强引导、通堵点 宁夏科技成果“跑”出实验室******

　　刚刚过去的这个秋天，一个名叫“宁芦1号”的芦竹新品种惊艳了宁夏人——其新材料及组织培养快繁技术以220万元金额成功转让，刷新宁夏农业领域单项科技成果转化金额最高纪录。

　　“宁芦1号”卖出好价钱，是宁夏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结出的硕果。

　　2020年5月、2021年12月，科技部等九部门、宁夏科技厅等十部门分别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分领域选择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展试点。

　　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离不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从国家到宁夏，都在铆力破解科技成果“变现难”。

　　宁夏农林科学院固原分院买自珍研究员开展田间调查工作宁夏农林科学院供图

　　完善制度 推出“1234”流程

　　“科技成果只有转化才能真正实现创造价值。”改革推进会上，宁夏农林科学院院长刘常青的话掷地有声。

　　作为自治区两家试点单位之一，宁夏农林科学院在实践探索中转思路、建机制、强服务，赋权改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

　　今年伊始，该院迅速成立由院长任组长，院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果转化处、科研处、计财处等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的赋权工作领导小组，高标准推进赋权改革试点工作。

　　这需要加强顶层设计。

　　“我们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借鉴外省成功经验，结合院内工作实际，制定出台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刘常青告诉记者。

　　围绕成果评价、认定、赋权流程、权属变更等重点环节，该院悉心设计了文本及配套制度，明确赋权成果类型及转化方式，在枸杞、生物农药、酿酒葡萄等领域探索建立以技术入股为主要方式的成果转化新机制。

　　强化激励引导的“1234”赋权流程，应运而生。

　　简言之，就是以一项成果完成人（团队）为主体提出赋权申请，提交院赋权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和院党组会议研究审批后，在院门户网站、院机关和申请人所在单位三级进行公示，无异议后签署备案《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负面清单阅知承诺函》等四项文本。

　　举一纲而万目张，流程明确，工作开展就有了强力保障。

　　在紧锣密鼓推出赋权流程的同时，宁夏农林科学院研究建立了赋权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和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把成果转化收益的80％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人，让创新全过程参与者分享更多创新红利。

　　改革方案落地见效，需要疾风骤雨，也需要春风化雨。明确职务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的宁夏农林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驶上“快车道”。

　　2022年，宁夏农林科学院赋权转化新品种、新技术76项，合同总金额790.35万元，是历年最高金额的1.5倍；其中“宁芦1号”转让220万元，是历年最高金额的2.75倍。“双创”年度和单项历史新高，被宁夏科技厅作为典型案例报送科技部。

　　强化引导 试点改革风生水起

　　另一家试点单位宁夏大学，始终坚持赋予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最大的决定自主权，早在2017年就出台了《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办法（试行）》。

　　科研成果是否转化、转化给谁，实际工作中，宁夏大学科研人员完全可以自主决定，并允许与技术需求方进行对接洽谈。为鼓励科研人员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在完成科技成果转化后，该校将转化收益的85%直接奖励给成果完成人。

　　此次宁夏大学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便是之前的“延伸版”。

　　该校成立了科学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与奖励办公室，大力整合相关资源，建立了全校科研成果管理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运营和服务全链条的工作体系；通过科技成果的收集、汇总、评估等工作开展，搭建起成果供给源与企业需求源之间的桥梁。

　　“我们还组建了宁夏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该校科学技术研究院成果转化与奖励办公室主任张龙介绍，宁夏大学通过搭建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等平台，深度对接宁夏技术市场、宁夏技术转移研究院等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打通了转化最后一公里。

　　以前不想转、不敢转，现在积极转、主动转。通过多措并举，宁夏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实现重大突破。

　　截至目前，该校已完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35项，累计签约转化金额1387.7万元。其中李广宇团队“化学工程与技术”双一流学科建设重要成果之一“煤及危险废物高温热转化气化系列专利”，以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转让的形式成功转化给（北京）环球润博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总金额达1100万元，实现该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单笔交易签约金额千万级突破。

　　诚然，高校科研队伍长期以来在成果转化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张龙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学校多数科技成果仍是实验室成果，技术成熟度不高，客观上阻碍了成果转化向纵深推进。

　　“另外，成果转化队伍与机构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既懂科技创新规律，又懂市场商务实践，且懂法规制度的专业人才稀缺；企业对新技术落地积极性不高，这都打击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科技成果落地。”张龙指出。

　　打通堵点 利好信号持续释放

　　“切实松绑最关键！只有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科研经费自主支配权、组建团队用人权，他们才能心无旁骛搞研究，聚精会神钻技术。”宁夏农林科学院党组书记罗成虎一语中的。

　　科研人员的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增强了，继而研发带动产业、产业反哺研发，形成良性循环。

　　12月14日，宁夏公布2021年度科技进步奖获奖名单。宁夏农林科学院获自治区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6项，囊括所有奖项的15%。

　　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杨建国对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深表赞同：“这次我们的科技成果‘宁芦1号’以创纪录的价格进行转化，不仅表明成果受到企业认可，更是科技工作者价值的体现。”

　　让科研人员放开手脚谋转化，宁夏全力打通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赋权改革工作井然有序铺开。

　　宁夏科技厅会同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发改委、教育厅等部门，建立了联动推进机制，及时发现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研究支持改革试点的政策措施，确保试点工作顺利进行。

　　“我们力争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坚强科技支撑。”宁夏科技厅成果转化与科技服务处处长马俊理表示。

　　利好信号持续释放。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第二十一条提出要完善知识、技术、数据要素配置机制，再次明确“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改革，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支持科研事业单位试行更灵活的岗位、薪酬等管理制度”。

　　在罗成虎看来，这将为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安上“加速器”。毕竟，站在改革另一端的永远都是产业发展、群众受益。（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闫 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